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绘就了文化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这也给在新历史时期的统战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统战工作应顺势而为，加强以团结合作、民主协商为鲜明特点的政党文化建设，加强以爱国进步、团结和睦为鲜明特点的民族文化建设，加强以护国利民、崇和向善为鲜明特点的宗教文化建设，加强以明礼守信、义利兼顾为鲜明特点的新的社会阶层信义文化建设，加强以同宗同源、念祖爱乡为鲜明特点的海内外同胞同根文化建设等等。
我们认为，在统战文化建设中，应进一步加强“中华一统”“民为邦本”等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它是我们党际合作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宗教和顺文化、新的社会阶层信义文化、海内外同胞同根文化等统战文化建设的源头与基础。
“中华一统”奠定统战文化“爱国”的基石
爱国主义，从来就是统一战线高高飘扬的一面光辉旗帜。自1840年中国逐渐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爱国、救亡图存一直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中的主旋律。五四运动后，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走上历史舞台。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扬“爱国”的大旗，通过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紧紧依靠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经过顽强拼搏，努力奋斗，终于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摧毁了独裁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这是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胜利，这是统一战线爱国行动的胜利，也是我们“中华一统”传统文化的胜利。“中华一统”为统战文化奠定了厚重的“爱国”基石。
“中华一统”，又称“大一统”，本义是以“一统”为“大”。“大”是推崇、尊尚的意思。“一统”，即以“一”“统”之。“大一统”就是高度推崇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也即对“一统”所持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政治一统。我国大一统观念萌发很早。《诗经》有诗句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礼记·坊记》记录有“天无二日，土无二王。”慢慢地，由一个地理概念，强调国土的统一，随后，经过孔子孟子荀子等人的努力，譬如孔子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主张“天下恶乎定……定乎一”、荀子讴歌向往“四海之内若一家”，发展为一个政治观念，强调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即所谓“天下若一”，统一于“受命而王”的天子。后来，大一统就成为人们追求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思想理论依据。二是指民族一统。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有时也区分为夷夏，但那是区别于距离的远近。《公羊传》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内外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在《公羊传》看来，《春秋》是将天下分为京师（国）、诸夏和夷狄三类的，它们之间有着内外之分，在京师与诸夏之间，京师为内，诸夏为外；在诸夏与夷狄之间，则诸夏为内，夷狄为外。由此可见，它并不是把夷狄摒弃于中华之外，大一统既指“诸夏”一统，也蕴含着夷夏一统。王绍兰在《说文段注订补》中说：“案京师为首，诸侯为手，四裔为足，所以为中国人也。”也就是说，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中国疆域内的各民族皆“中国人”，包括周王分封的诸侯国和受周王管辖的各边疆少数民族，中国各民族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三是历史一统。司马迁的《史记》奠定了历史一统的基础。在《史记》中，我们看到中华民族不断壮大,各民族互相融合,远方殊俗日益统一这样的一条叙史红线贯穿在作品的全部。夏、商、周三代之君,春秋以来列国诸侯,秦汉帝王,四方民族,无不为黄帝子孙。匈奴是夏桀之后,勾吴与中国之虞为兄弟,越王勾践为禹之后,楚是颛顼之后,其苗裔为滇王。中华民族皆炎黄子孙,这一民族一统观念就奠基于《史记》。
在民主联合阵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等不同发展阶段，统一战线根植于“中华一统”，并以此号召全国人民浴血奋战，建设统一、自由、民主的国家。譬如1937年的清明节，中国共产党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以鲜花时果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面对艰难时运，深情呼吁号召：“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同仇敌忾，共御外侮，使赫赫始祖之伟业，如凤凰之再生。
千百年来，中华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国家一统、民族一统、历史一统，奠定了爱国统一战线的坚实基础。
“民惟邦本”奠定统战文化“爱民”的基石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语出《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极其宝贵的民本思想的源头。它的大意是“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只有根本牢固了，国家才能安宁。”作品用凝练的诗句，指出人民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巩固国家的基石，国家才能安宁。这也是统战文化的基石。
民本思想在我国出现得很早。从现存资料看，古代民本思想经历了从重天敬鬼到敬德保民，再从重民轻天到民贵君轻这样一个发展历程。
殷商时期，迷信盛行，事无巨细，每事必卜。在人们心目中，地位最高的是天，是太阳神，但是在愤怒悲伤之中也偶尔会想到“民”。到了西周，一方面周人把天奉为有意志的人格化的至上神，周王亦称“天子”，是受了“天命”取代商来统治天下的。另一方面，周人又从商的覆灭中认识到“天命縻常”，看到了人民的武装倒戈，才使西周打败了商王朝，这是“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进而提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上天公正无私，总帮助有德行的人），“敬德”才可以“保民”。这开启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的先河。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礼乐崩坏。现实动摇了人们对神圣天道的崇拜，“天”的地位已开始动摇。与此同时，从君主到一些大臣对“民”的认识都有了新的提高，认识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政令能够推行，在于它顺从民心；政令所以废弛，因为它违背民心。——《管子·牧民》）在田氏代齐事件中表现非常突出。先有田桓子施恩于齐国公族、国人，“凡公子、公孙之无禄者，私分之邑”，对国人“之贫均孤寡者，私与之粟”，赢得支持。后有田桓子之子田乞（即田僖子）用大斗借出、小斗回收，结果是“得齐民心”，“民众归之如流水”。
民本思想在儒家学说中更有集中的反映,是儒家政治理论的基石。儒家认为,得民与否是政治成败之根本：孔子主张富民、教民,“民、食、丧、祭”,民是为首位，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更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性的民本口号；荀子以舟水喻君民,认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他还说“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失之”(《荀子·王霸》)。道家也重民,老子就说“无常心,以百姓为心”(《第四十九章》)。法家比较而言更重严刑酷法,以之为治国之道,但也不乏有重民思想,法家经典《韩非子》中就有不少这样的文字,如“凡治天下者,必因人性”、“利之所在民归之”等，告诫统治者“爱民”、“利民”，轻刑薄赋，听政于民，与民同乐。这标志着民本思想至此真正形成了。
儒家从“爱民”的观点出发，主张“德治”和“仁政”。仁政对为政者提出了较高要求，“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论语•子路》）可见为政者要“爱民”，就是要“正”。一是正身，就是要加强自身修养。这是从内圣到外王最起码的立足点。二是廉洁。廉政是仁政的最起码要求。要求为政者欲而不贪，见利思义，廉政为民。三是勤政。主张为政者勤于政务，体察民情，关心民众疾苦。
“中华一统”“民为邦本”为我们今天丰富统战文化带来诸多有益启迪，为统战文化建设的源头与基础。不仅古人正君爱国、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的高风亮节值得我们学习，而且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与弘扬，注重用文化的传统精神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提高自身素质，有利于我们做好统战工作，有利于减少或避免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冲突，也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